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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建廠辛酸史

距離班加羅爾市中心一個多小時的電子城,是班加羅爾作為“外包之都”的地標性區域。從市中心驅車走向東南郊區,有一條少見的市內高速,連接市中心和電子城。

電子城消化了成千上萬軟件工程師的就業,全球聞名的Infosys和Wipro園區都位于此處。現代化的軟件園區和周圍的雜亂無章形成了鮮明的沖突。從Bommasandra下高速,滿載貨物的卡車接連駛過,噪聲挑釁著每一個路人的耳膜,讓人無暇去顧忌飛揚的塵土。路邊的高架橋體斷斷續續,緩慢的施工速度顯然跟不上班加羅爾想要把地鐵修到這里的野心。

在高架橋背后,有一塊區域被藍色的金屬板圍了起來。周元林指著那片區域說,半年之后,那邊建成一座占地幾百平方米,能容納三千人的研發樓,即將入駐的是一家臺資電子廠。周元林所在的公司負責這棟樓的建造。

早在2008年,周元林就跟著公司來了印度,第一個項目是富士康的金奈工廠。之后,越來越多的客戶要在印度辦廠,周元林和同事就跟著客戶來到印度,為他們蓋工廠。目前,除了班加羅爾的這棟研發樓,他手上還有在邁索爾的兩個工廠在同時進行。

諾伊達的手機廠,金奈的電子廠,普耐的電器廠,海得拉巴的光纖廠,班加羅爾的太陽能廠,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把工廠搬到了印度,印度的中國制造地圖也逐漸成型。

在過去的一年半里,Divay Pranav感覺到了中國人來印度投資建廠的熱情明顯升溫,他在印度政府所屬的投資促進機構Invest India任職,在過去的5年擔任對接中國投資的高級助理副總裁。他看到,智能手機及其配件、電器、光纖、紡織,幾乎所有類別的制造業都在尋找在印度的投資機會。

人工成本低,搶占未來市場,國際化基地,去印度開工廠的原因很多。但背后的辛酸可能更多。

到印度去

作為人口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國,印度吸引中國工廠的首要原因就是充裕的勞動力。

“我們屬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,中國招工難,工資水準也上升快,我們的客戶本身也是全球化的,綜合考慮到這些因素,我們決定來印度。”陳曉(化名)所在的工廠主要生產箱包、鞋服,是國內最大的箱包制造企業之一,目標是做“箱包鞋服行業的富士康”。

2016年下半年,他們第一次來到印度做市場調研,經過半年的準備,2017年正式投產,目前已經在班加羅爾郊區的兩個工廠有了近1000名工人。

除了印度,他們也在東南亞開了工廠。便宜的勞動力,是吸引公司來印度的最大原因,陳曉告訴志象網,雖然印度工人眾所周知地效率更低,但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來說,綜合計算人工成本,還是會比國內低一點。

但對于更多的公司來說,人工并不是吸引他們來印度的主要原因。

“除非真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,否則像我們都是設備自動化,人工成本只占生產成本的5%左右,中國工人成本也就四五千塊錢,又不像歐洲那樣兩三萬,基數本來就不大,占的比例又小,所以人工成本的差距基本上就沒有。”同樣將工廠開在班加羅爾郊區Jigani鎮的張希望對志象網說。

去往Jigani的路上

30年前,湖北人張希望從分配的汽車廠辭職,跟隨“下海潮”來到了廣東。打了五年工之后,他東拼西湊,總算弄了二十多萬,辦了自己的工廠,專門為變壓器、互感器生產鐵芯。現在,他的佛山日鋼的年產量已經達到了幾千萬人民幣,他來到了印度“再創業”。

三年前,他的一個主要客戶在印度設廠,后來越來越多的客戶都把工廠設在了班加羅爾,他就找了個機會,帶了幾個人來印度考察。

“第一次來沖擊還是蠻大的,臟亂差,太落后。”但這也讓他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他白手起家的時候,環境也與此相似,他在孟買、德里、班加羅爾轉了一圈,最后決定把工廠放在班加羅爾。

在印度設廠的同時,張希望也在越南開了一個工廠,但現在他主要呆在班加羅爾,“起碼要做到賺錢,先盈利再放手。”他說。

“越南就只是一個臨時的決定,主要是跟外部環境有關。局部上的摩擦有了半年,我們從開始就在想這個事情,最后被迫做了這個決定,不然生意就丟了。”張希望說,“像我們這行,如果出口關稅漲到25%,進口關稅25%,那就是50%,根本就沒得做了。”

為了抵消關稅上升的影響,原材料從美國先進口到越南粗加工,然后出口到中國,再銷往各地。但在印度,張希望有更長遠的打算,投資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。

“成本優勢談不上,主要是地域優勢。”張希望說,目前印度本地的市場很小,只能保證養活自己,但印度地處歐亞大陸中心,連接了東南亞、中東、歐洲等各個市場,印度人又向來擅于做國際貿易,他正是看中了這一點,想把印度作為自己的海外市場基地,除中國之外的“第二中心”,主要發展外貿。

佛山日鋼從國內進口的新設備

佛山日鋼在Jigani租了一個3000平方米的廠房,自動化的設備全部從國內進口,志象網到訪的那天,剛好有設備送到,正往廠房里運輸。

張希望說,現在才剛投產,之后他準備把旁邊的廠房也租下來,繼續擴大產能。

成本的悖論

“海外制造業的成本一點都不低!”提起成本問題,柴文軍多次對志象網強調,追求低成本對絕大多數公司來說只是一種迷思。

從事手機行業的他,2017年1月第一次來到了班加羅爾。當時公司的一位主要客戶要在印度設廠,就叫他們也來印度。在決定來印度之前,柴文軍就對印度市場有所保留,因為知道“海外市場沒有那么簡單”,但因為已經答應了客戶,公司決定“即使虧錢都得去做”。

既然決定去做,當時他還是比較樂觀,覺得“至少不會虧”。但真正摸著石頭過河,他發現水比自己想象的還要深。

“印度除了工人的工資比中國便宜以外,剩下的所有的東西都比中國貴。”柴文軍說,強調“便宜的只是基層員工”。

一線工人之外,中國工廠管理人員和核心的技術崗位都需要派駐中方人員,就他公司情況來看,派駐一個中方人員的成本要每月一萬五左右,是國內的兩倍多。甚至,有時候找不到愿意去印度、又能勝任海外崗位的員工。

工人的工資便宜也不全等于用人成本低。用人成本除了考慮工資成本,還要考慮效率和不良率等因素。而在這兩點上,印度工人都不占優勢。印度熟練工少,要自己花成本來培訓,這樣算下來,總的用人成本也沒什么優勢。

柴文軍的工廠里,工人正在作業

“互聯網看中的是創造力,制造業更重要的是執行力,所以他要的不是人,他要的是機器人,這一方面印度員工跟中方員工差很多。印度員工是很便宜,但架不住效率低。”柴文軍說。

這一點張希望也感同身受。因為工人的操作技能不足,也無形中增加了設備養護成本。工廠有一臺設備,光切割刀就值60萬人民幣,理論上應該是使用200次、分割四萬米材料的時候才需要磨一次,但印度的工廠才分了1萬5千米就磨了一次,磨一次就要5000塊不說,還降低了設備壽命。

“越熟練的人,效率越高,所利用的資源也越少——電費、機器、模具、損耗全部都很少,操作技能不夠,你所有的成本都會增加。”張希望說。

其次,房租水電等成本也直追國內。張希望在Jigani租的廠房比佛山還要貴,柴文軍的租金也直追深圳。班加羅爾缺水嚴重,用水成本也不低。

“電更恐怖,電隨時會停的,一套不間斷電源UPS的成本可能都要上百萬。”柴文軍說。在印度,UPS基本上是公司和居家必備,更不用說是工廠了。佛山日鋼的廠房外,最顯眼的就是兩個UPS設備,張希望接受志象網(The Passage)采訪時,就停了一次電,據他說,平均每天都會停電四五次。

佛山日鋼廠區的UPS設備

身在異國,本地員工的管理成本也是不可小覷的一筆帳。如何管理印度工人,是所有來印度開工廠的中國人的必修課。

“中國的工人應該說是全世界最好管的工人,他們自我約束力比較強的,中國人是出了名的勤奮。”陳曉說,用中國那一套管理方式在印度往往起不到作用,必須因地制宜。

他認為,本地化管理的關鍵是“嚴格的制度+人性化管理”,首先制定出獎懲分明的規則,員工表現和收入、級別掛鉤,效率不達標則淘汰或降級,但具體執行要尊重員工,以談話的方式而不是批評去進行。

張希望就遇到過一次管理方面的文化沖突。剛到印度時,一位印度朋友給他介紹了五個剛畢業的大學生,他把他們帶到佛山培訓了兩個月,作為自己的種子員工。

一次他不在印度時,這五個人搞了一次“集體辭職”。當時中方員工只有一名負責設備管理的在印度,因為工作進度慢,要求他們必須加班,結果五個人要求集體辭職。這件事過后,張希望找了自己的同學來管理,至少語言沒問題,也刻意分散這五個人的職能。

“我經常跟他們這么說,宗教的東西我們要尊重,約定俗成習慣,我們也尊重。但是廠里面的規章制度、工作模式,要按照我們的來。”他說。

身為外企,也往往要承擔隱形的制度成本。注冊公司等合規手續快則三個月,慢則半年多,外企的稅務、勞動法合規等方面又卡得特別嚴,周元林直言,“小企業千萬不要來印度,玩不轉。”

印度制造的大生意

去年3月,柴文軍在深圳參加了一場印度使館舉辦的中國貿易投資推薦會。推薦會上,他看到了各個行業關稅的變化,他認為,印度政府會用關稅作為手段,逐步推進整個手機和供應鏈的印度本土生產化。

目前,供應鏈這頭的成本才是中國工廠在印度最大的成本。印度的工業體系遠不如中國完善,以手機行業為例,手機廠搬過來了,但配件、模具都得從國內采購,只在印度組裝。

印度使館展示的關稅變化趨勢

為了推進印度制造,印度政府正在逐步提高手機等行業的關稅,“強迫”外國公司都來印度設廠。但手機廠開起來了,模組、部件、原材料卻在印度市場買不到。

“印度的消費電子供應鏈很差,包括富士康都發現很多東西根本買不到。”柴文軍說,“中國市場上經過充分競爭之后物美價廉,但是一到印度,他會發現完全不一樣,印度是賣方市場,他們要求著印度的本土商去生產這些東西。”正因如此,小米在內的手機廠商,以及富士康等代工廠,都在把自己的供應商帶到印度去。

據柴文軍了解,2017年之后,都開始在印度設廠。

印度的賣方市場還讓中國公司遇到從未想過的麻煩。印度的不同區域往往由本地分銷商把持,價格由他們定,不管你找誰買,都是那個價,質量還往往不達標。周元林甚至說,在他們行業,“一顆螺絲釘都想從國內進口。”在上一次的工程中,他們有80%的原材料都從國內進口。

“都從國內進口,物流、時間都是成本。”柴文軍說,在印度生產,總的成本比國內出口還要高,但凡能通過出口解決的,大多數公司不愿意在印度本地制造。

佛山日鋼的廠區里,工人正在作業

市場優勢當前,大多數公司也是做好了前幾年虧損的打算,先搶占位置。據周元林了解,富士康前幾年都是虧損狀態,這幾年來的手機廠商多了,才開始盈利。

但對于供應鏈上的小工廠來說,海外制造同樣存在著難以預見的風險。柴文軍的工廠從2017年8月投產,期初的七八個月因為有客戶的足量訂單,可以實現盈利,但此后,因為客戶公司內部的一些變化,給他的訂單慢慢減少,現在基本上不再合作,工廠就慢慢賺不到錢了。

他一直嘗試尋找新的客戶,但情況還是不容樂觀,現在處于虧損狀態。去年年底,柴文軍準備完全放棄印度市場,后來開過股東會議,才決定再堅持一下。

他說,在印度投資了兩三百萬,現在看來“比較失敗”。因為試水受阻,他們放棄了擴張到諾伊達的計劃,也放慢了整個國際化的腳步。

印度還有機會做世界工廠嗎?

在周元林和柴文軍看來,中國工廠來印度,更多看中的是印度的本土市場,就目前的市場情況來看,印度要成為其他市場的生產基地還為時過早。

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。

“現在中國公司更多地把東南亞、而不是印度看做一個出口中心,但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。”Divay對志象網(The Passage)說,印度本來具有地理優勢,再加上基礎設施——尤其是物流的改善,印度對于出口型制造業的投資來說也很合適。

Divay說,印度政府設立的經濟特區離集裝箱港口都很近,水、電等基礎設施也都非常完善,是中國公司來設立工廠的最佳選擇。在這些經濟特區,港口的效率一直在不斷提高,中國的出口型企業可以很容易將產品出口到東南亞、美國和歐洲市場。

Jigani鎮擠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

這正是張希望看中印度的地方。

“印度跟東南亞、中東等地區,文化相近,也有很多印度人在這些地區工作,與歐洲市場也有更多文化相通的地方,這些地區也更習慣跟印度打交道,我覺得長遠來說印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”他說。

相比印度的步履維艱,越南的工廠要順利得多。“那邊到處都是華人或者會說中文的人,中資也非常多,輕車熟路兩三個月就搞定了。”張希望說,越南和印度同時開始籌備,但去年年底就開工了。

“越南完全沒有本地市場可言,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像印度這樣做一個長遠的布局。越南說到底還是個小國,它就是‘你來了,你賺你的錢’,僅此而已。”他打算,越南的工廠在沒必要時可能會撤掉。

跟中國的投資人打交道多了,Divay也深知中國公司在印度的痛點。有些問題已經逐漸解決了,比如外資入印、飲食習慣等,他說,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來印度,這種經驗也傳給了后來者,現在來的中國公司可以更好的適應。

張希望在佛山日鋼的廠房前

如何提高工人效率,也是他聽到最多的問題。Divay介紹說,印度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設有職業培訓機構(Skill DevelopmentCenter),中國公司可以和它合作,招聘受過訓練的熟練工人。此外,他建議中國的企業家也要多實地去感受印度工作文化的不同,用更有創意的方式來管理印度的員工。

“這可能需要幾年的努力來慢慢改變,那些在中國工廠或者日本工廠工作的工人,就會從中得到訓練。”Divay說。

盡管困難重重,但張希望對印度工廠的未來“非常有信心”。

“還是要找到路,找到路量大了之后,成本就能降下來。”他說,“我們的優勢就是設備好、工藝好、產品質量好,想辦法把成本降下來,還有去開發本地市場,各方面都要去經營。”

“但是需要時間,需要人,需要燒點錢。”他補充,“海外投資,都是要花一些成本去做的,要人、要錢,當地環境都需要慢慢摸索,效益還不能馬上顯示出來,但是未來還是能夠看到效果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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